title. 2.戰爭與殖民成果:台灣與印尼電影映演的混雜民族想像

year. 2021

writer. Chen Pei Yu

朝日座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244

[CHINESE]

戰爭與殖民成果:台灣與印尼電影映演的混雜民族想像

最初的台灣與印尼電影,到底如何影響從過去到當代的影像產製美學?若要完整的閱讀,絕對是一個既模糊又難以歸納分析的史料,縱使可以依循著某些特定的方向找尋,仍有許多未知的文字與影像尚未出土,或永遠佚失。從現有的資料只能推論出,台灣與印尼當時的影像產製,多用以作為戰爭時期的政宣工具,卻也不得不牽涉到新思潮與舊文化的對話。

 

影像之前的表演文化脈絡:民族性、神話、文學改編

自1895年日本人接收台灣之後,12月城內北門街二丁目出現了「軍夫人寄席」,「寄席」是日本特有的大眾演藝場所,主要演藝日式說唱藝術、魔術表演、通俗歌曲等。後續漸漸出現許多劇場空間如「台北座」等,當時衍伸出許多劇派,其中由新派劇的發展與電影的關係較為密切,而劇派與電影的推廣則不得不談到1903年高松豐次郎攜帶底片來台的後續效應。當時他從日本引進許多電影,幾年之間在台灣興建許多戲院,針對不同的表演建造不同的空間,例如「朝日座」是貫穿1910年代台北最重要的兩個戲劇類表演場地之一;「活動館」以電影映演為主,但因片源不足而混合說唱藝術的演出;「燈畫館」則是運用「全景立體」的概念,建築物模擬了環景的戰爭繪畫,類似於當代360投影效果,當初展期結束後成為雜耍劇場,後來因故坍塌而改建成「台北演藝場」。當時他針對不同的觀眾背景製造許多不同的劇目類型,可分為:專供在台日人觀賞的節目、台日人都能欣賞的節目、專供台人觀賞的節目等。[1]期間他於1907年2月製作在台灣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台灣實況紹介》,1909年間更在台北創設台灣最早的新劇團體「台灣正劇研究所」,其累積的歷史脈絡包括著名演員川上音二郎的國際巡演中,引進西方劇場照明、戲劇腳本並興建歐式劇場等,促使新劇劇團的誕生。「台灣正劇研究所」採職業化經營,由日本新派劇藝人指導,台灣人編劇、演出,以殖民地台灣人為主要對象,上演的台語戲劇多取材自社會奇聞軼事,如《通姦害夫義僕報仇》、《斷髮奇譚》、《兇賊廖添丁》等,劇本往往夾帶殖民者宣傳教化的訊息,也啟蒙了台灣近代新劇運動。[2]這些戲劇、空間與影像的展示,影響了當時的觀眾,無論是台人或日人,除了在戲劇上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電影選片與拍攝的發展,更顯現出西方現代思潮在台灣的醞釀。

 

 

 

 

 

 

 

 

 

 

 

 

 

 

 

 

 

 

 

 

 

縱使早在17世紀中期,荷蘭人就曾記載台灣漢人戲劇活動,[3]雖未有顯見史料針對荷蘭文化對台灣戲劇或電影的影響,但可想見的是荷蘭人對開拓殖民國家的過程中,針對地方文化的觀察與想像。而荷屬東印度時期的印尼,特別是在1900年代的印尼宮廷劇中,已有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引入。[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戲劇類別則為Komedi Stambul,在荷蘭殖民時期拼寫為Komedie Stamboel,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發展的一種跨民族印尼民俗劇。斯坦堡(Stambul)從馬來、西方和中國歌劇以及中東音樂和輕歌劇等多種風格中汲取靈感。其華麗的舞台效果,上流社會的劇情讓民眾可以在窮困的生活中,抓住一絲希望。其中,Anak Wayang 類似於以人為主來演繹皮影戲的故事,可以稱為人的皮影戲,在民俗劇裡是一種獨特的類型,也在1930年代成為印尼娛樂圈的主流,[5]更是電影蓬勃發展之前的重要基礎,當1950年代的電影興盛之後,許多民俗劇演員開始轉向電影圈發展。而在腳本的選用上,被稱為馬來華人文學之父的李金福(Lie Kim Hok)於1884年撰寫的Sair Tjerita Siti Akbari詩集,成為當時最暢銷的舞台劇改編劇本。[6]此詩集融合了印尼傳統詩歌(syairs)與歐洲現實主義思潮,並受到Raja Ali Haji於1847年的詩集Syair Abdul Muluk影響,故事講述被蘇丹王朝打壓的愛情故事,主要批判與反思印尼女性的情感自主以及荷屬東印度時期的多重語境問題。此劇的影響力更延伸到電影產業啟蒙時期,於1940由印尼的王氏兄弟(Joshua and Othniel Wong)攝製成電影Siti Akbari。此外,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多部小說也以印尼與周邊海島為題材,促使了歐洲對東方的神祕想像,更是改編電影的首選,突顯東西方的另一種交流,特別是針對印尼的各種幻想。

 

可見,在台灣或印尼電影史前養分中,特別是戲劇的創作主軸,大抵都圍繞在西方文學的影響力,並融合在地民族精神或神話情節,更促進兩地往後在電影創作上有更多元的影像展現。

 

觀眾的養成:西方影像引入與文化民族認同性

 

早在1896年就有許多日本商人在台北放映電影,當時以愛迪生工作室(Edison Studios)精選短片為主,如《大力士桑多》、《理髮店》、《蘇格蘭舞蹈》等等。1900年大島豬市與松浦章三攜帶盧米埃的影片在台北放映,如《軍隊出發》、《工人喧嘩》、《布萊克先生帽子戲法》等默片,透過松浦章三的解說讓影片效果出乎意料的熱烈,他也因此成為台灣最早的辯士,後來因為經濟問題則終止放映。1903年最早放映電影的台灣人廖煌,從日本買回許多電影在台放映,如《北清戰爭》、《英杜戰爭》、《藝妓舞蹈》、《淺草的特技》等片,並同時擁有辯士、巡迴業者的身分在台灣各地舉辦售票映演,卻也因為經費狀況而銷聲匿跡。[7]由此可知,在台灣正式進入自製電影之前,觀眾所能看到的往往是西方或日本人拍攝的影片,台灣人只能跟著日本人的文化,學習電影相關知識與技術,然而主要的影像產製地點仍在日本,台灣只是做為一個殖民地的放映場所。更進一步觀察當時的影片題材,當1904年高松豐次郎二度來台時,攜帶他製作的第一批社會諷刺電影,主要分為兩類,在喜劇類大約有:《現實社會的踩球》、《紅褐色的木魚》、《公德的怨言》、《當代紳士的真面目》、《自負的失敗》、《舊思想的教育》、《時髦的行列》;現實社會劇則大致有:《女學生的陌路》、《悲劇船長的殉死》、《庫頁島的逃獄》、《愛的成功》等。[8]縱使這些電影難以再現,但根據片名與劇情介紹可以大約判斷出當時的電影主題似乎都朝著汰舊換新的理念出發。

另一方面,若要談及對殖民地印尼最具意義的影片放映,莫過於1899年由美國的比奧格拉夫電影公司(Biograph Company)於巴達維亞開幕時所放映,關於荷蘭威廉明娜女王於1898年就職典禮(inauguration of Queen Wilhelmina)的影片,此片在印尼各地造成轟動並巡演數月。後續的放映多為數分鐘關於歐洲的風景、戰爭、飛機、鐵路等現代設施的短片,影片經常伴隨著荷蘭國歌的聲音,目的在於增強觀眾對女王形象的民族認同感。1900年,德國攝影師Salzwedel藉著其公司Java Biorama,放映梅里耶的《天文學家之夢》(La Lune à un mètre),[9]是當時較為奇幻的影片,可惜他於1902年前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持續放映相關奇幻實驗影片,便未在印尼繼續發展。也因此,其他印尼當地的影片放映題材主要還是環繞著戰爭的全景影像為主,特別是波耳戰爭(Boer War)的相關紀錄事件,以照片、動畫與廣告等各種方式呈現。此形式持續幾年之後,直到1904至1905年間爆發日俄戰爭,Java Cineograph公司開始放映大量的紀錄片,顯見當時對於戰爭關注與煽動的野心。其中,1905年由日本攝影師松野所拍攝的日俄戰爭紀錄片,由於其獨特的拍攝手法而在印尼造成迴響,《蘇門答拉報》(Sumatra Post)與《荷屬東印度每日新聞》(Het Nieuws van den Dag voor Nederlandsch-Indië)都曾報導過此影片。[10]此片也經由高松豐次郎的安排在台灣映演,[11]似乎也可以間接嗅出日本除了宣導愛國戰爭精神之外,也試圖拓展影像創作的野心,以及台灣與印尼的影像交會線索。

 

假使兩殖民地在當年具有以「戰爭影片放映」、「民族認同的優越」、「西方影像機械技術引進」與「新觀念的開發」等共通性,那麼這些特性又如何影響後續的影像產業?

該寫作計畫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贊助

[1] 石婉舜,《搬演「臺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結構(1895-1945)》,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2020年,頁33-40。

[2] 石婉舜,《文化劇與台灣戲劇發展》,2015年,頁21-22。

[3] 康尹貞,〈日治時期臺灣戲曲之研究(1895-1937)〉,《戲劇學刊》第二十一期,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頁51。

[4] Misbach Yusa Biran, Sejarah Film 1900–1950, Indonesia, 2009, p5

[5] Misbach Yusa Biran, Sejarah Film 1900–1950, Indonesia, 2009, p9

[6] Misbach Yusa Biran, Sejarah Film 1900–1950, Indonesia, 2009, p4

[7] 葉龍彥,《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臺北市:玉山社出版,1998,頁52-63

[8] 葉龍彥,《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臺北市:玉山社出版,1998,頁66

[9] Dafna Ruppin, The Komedi Bioscoop: The Emergence of Movie-Going in Colonial Indonesia, 1896-1914, pp80-90

[10] Dafna Ruppin, The Komedi Bioscoop: The Emergence of Movie-Going in Colonial Indonesia, 1896-1914, pp95-103

[11] 1900 ~ 1909年電影大事記,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http://www.ctfa.org.tw/history/index.php?id=1091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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